“十四五”时期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，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5年，科技创新任务艰巨。
“从国际上看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，推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。生命科技、信息科技、纳米科技等迅速发展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加速向各行业领域渗透，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。我们必须迅速抢占制高点，在世界科技舞台占有一席之地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说。
唐华俊表示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农业科技肩负新使命、需要新变革。“我们要认清形势、明确方向，抢占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制高点，突破农业科技创新关键点，把握农业科技创新落脚点，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，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、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。”
从国内看，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。农业科技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，确保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。要完善农业科技体系，努力提高科技支撑和引领乡村振兴的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，优化布局、调整方向，努力提高科技供给结构和质量。
唐华俊建议，要强化农业基础前沿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，持续开展合成生物学、作物高光效、农业生物固氮、固定杂种优势等基础前沿研究，努力抢占前沿竞争制高点。围绕现代种植养殖业、智慧农业、都市农业、太空农业、未来农业等新业态、新模式，强化新兴交叉学科建设。
同时，要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拓展农村科技和高端智库影响力。根据畜禽和作物产业变动趋势和区域发展需求，优化区域中心布局和科研团队布局。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学科基础前沿创新需求，谋划国家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野外科学观测台站、试验基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，完善创新平台布局。
对于人才队伍建设，唐华俊建议，要健全以能力、质量、实效、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设。持续推进人才年轻化，加大对无“帽子”、有贡献人员的支持力度。扎实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、适应全球创新竞争新形势的高水平人才。
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尚智丛
握紧创新发展主动权
本报记者 郭静原
为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，必须深化改革，将创新主动权、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尚智丛表示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各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，以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利器，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。
“当前，知识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，其积极作用甚至超过资本、劳动力、土地和原材料等。”尚智丛说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，要顺应历史潮流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。
尚智丛表示，我国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过程中仍面临两个瓶颈。一方面，缺少原创性科学技术思想。“我国是一个科技后发国家。20世纪以来，我国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，缺少能够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原创性科学技术思想。加快科学技术发展，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。”尚智丛说。
另一方面，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结合还不够密切。尚智丛认为，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，需要有效地组织知识、资本、人力、土地、原材料及各种社会资源，支撑经济社会建设，“要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各环节有机衔接，助力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实现”。
如今，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的赛道上，越来越多的“中国选手”奋起直追。“以5G发展为例，我国已成为5G技术、标准、产业、应用的引领者之一，这顺应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革新趋势，也满足了我国大规模、更便捷的通信需求。但是，我国高端通信技术产业链仍不完善，还需要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，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。”尚智丛说。
“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，目的是‘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生活’，也就是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’。”尚智丛建议，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，必须清楚认识和判断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，以自主创新为根本，加快科技自立自强。注重原始创新，集合优势资源，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，强化创新引领产学研用结合，充分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多出成果、多出精品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
打好种业“翻身仗”
本报记者 常 理
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，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，深入实施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战略，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，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。
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。“十三五”以来，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%以上，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%。
“总体来看，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，但种业技术和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。特别是一些品种、领域和环境如果出现断供情况，会影响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说。
从品种来看，我国水稻、小麦虽然单产较好，但品质仍有待提升。在大豆和玉米方面，我国大部分品种单产只有美国的60%左右，这主要是受品种改良水平和栽培条件、生态环境制约。“近年来，我国不仅在玉米改良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，还对作物的品质、抗病性、抗虫性、节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赢种业‘翻身仗’。”万建民说。
打赢种业“翻身仗”要做好哪几项工作？万建民表示，要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。重点研发不依赖受体基因型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、新一代杂种优势利用技术、无外源基因无基因型依赖，以及特异性强或广适性高效基因组编辑技术、组合诱变技术、新型育种芯片和基因高效分型技术等育种关键技术，推动种业关键技术原始创新。
万建民表示，还要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。以小麦、水稻、玉米、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为对象，重点攻克并建设高通量、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，研制种质资源基因型鉴定和表型精准鉴定的质量控制体系，发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种质材料，加快建成现代化、自动化、智能化国家作物种质库。
此外，要围绕新时期国家重大需求，面向我国粮食主产区，加快培育环境友好、资源高效、优质和高附加值专用，以及适宜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产方式等突破性作物新品种；重点培育优质绿色超级稻、优质功能水稻、优质节水小麦、抗赤霉病小麦、耐旱宜机收玉米、抗虫耐除草剂玉米、优质蛋白玉米、高产高蛋白大豆、耐除草剂大豆等重大新品种。
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
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
本报记者 佘惠敏
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，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，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。
“当前，我国科技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，这与我国科技发展阶段性水平有关，同时还存在一些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。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示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
一是科技人事管理制度。我国科研人员大致分布在国家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国企、民企、新型研发机构。其中，水平最高的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国企中，而这部分科技人员的流动受到某些制约——收入不能用市场化机制来定价；身份认同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不方便在国家机构和民间机构间自由流动。
二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制度。目前，重大项目攻关还依托于体制内院所、高校、国企等，很难做到汇聚体制内外的科研力量一起来解决“卡脖子”难题，缺乏可以吸纳和动员广泛社会力量的大平台。
三是科研机构的开放交流制度。我国科研机构开放程度不足，研发岗位和研发经费难以提供给外籍科学家。科学发现需要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碰撞，欧盟、日、韩等都有大量课题和经费向全世界研究者开放，而中国科研机构中外籍科学家占比非常低。
四是科研经费的筹集和分配制度。当前，我国基础研究类项目，因不能马上见到经济效益，企业不乐意投钱，基本由政府出资支持。而发达国家中的基础研究经费，很大部分来自社会资金，如企业捐赠、基金支持等。一些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的科学项目，也存在同样问题，缺乏社会化资金来源。
如何破除上述体制机制障碍？赵刚建议，要推进院所制度改革，让体制内科研机构拥有更大自主权，畅通科研人员在体制内外不同科研机构间的流通渠道。同时，大幅增强新型研发机构、市场化科研机构、民营企业的科研力量，要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和项目经费扶持，还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，国家科技项目、科研经费，要拿出一定额度向国外科学家、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。此外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科研领域，鼓励成立支持科研的公益基金，对企业资本投入科研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。